袁宏道(1568~1610)明代文学家,字中郎,又字无学,号石公,又号六休。汉族,荆州公安(今属湖北公安)人。宏道在文学上反对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风气,提出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的性灵说。与其兄袁宗道、弟袁中道并有才名,合称“公安三袁”。
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,“一扫王、李云雾”(《公安县志·袁中郎传》),游记、尺牍、小品也很有特色,或秀逸清新,或活泼诙谐,自成一家。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,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,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,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。其仿效者则“冲口而出,不复检点”,“为俚语,为纤巧,为莽荡”,以至“狂瞽交扇,鄙俚大行”(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)。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,是为公允之论。▲
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的理由时。袁宏道说:由于“邸居湫隘,迁徒无常,不得已乃以瓶贮花,随时插换”,况且,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,取之方便,于是就成了“余案头物”了。袁宏道认为,这样做,省却扦插、浇水之劳苦,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,也算“一大快事”。
袁宏道的朋友在谈到袁宏道时曾说:他“好修治小室,排当极有方略。此虽小道,实艺术之一种,有学问在焉”。由此可见袁宏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的人,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的人。
在长期的插花实践中,袁宏道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宝贵经验,如他自己所说,写《瓶史》的目的,就是为了“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。”
《瓶史》问世后,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,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(1808年)出过一本《瓶史国字解》,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。此书的序言说:“前者黎云斋者,据石公《瓶史》建插花法,自称宏道流,大行于世。”由此可见,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。 袁宏道是个很有情趣的人,专门写了《瓶史》一书,讨论插花艺术。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,在日本评价很高,亦是“袁派”插花的由来。 ▲
反对承袭,主张通变
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、食古不化倾向,他们对文坛“剽窃成风,众口一响”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,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“不在模拟,而在无识”(《论文》)。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,“代有升降,而法不相沿,各极其变,各穷其趣”(袁宏道《叙小修诗》),“世道改变,文亦因之;今之不必摹古者,亦势也”(袁宏道《与江进之》)。不但文学内容,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,这是因为“性情之发,无所不吐,其势必互异而趋俚,趋于俚又变矣”(袁中道《花雪赋引》)。因此,“古何必高?今何必卑?”他们进而主张:“信腔信口,皆成律度”,“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!”(袁宏道《雪涛阁集序》)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。
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
所谓“性灵”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,接近于李贽的“童心说”。他们认为“出自性灵者为真诗”,而“性之所安,殆不可强,率性所行,是谓真人”(袁宏道《识张幼于箴铭后》),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,则不下笔。因此他们主张“真者精诚之至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”,应当“言人之所欲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,言人之所不敢言”(雷思霈《潇碧堂集序》),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。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“灵窍于心,寓于境。境有所触,心能摄之;心欲所吐,腕能运之”,“以心摄境,以腕运心,则性灵无不毕达”(江盈科《敝箧集序》)。只要“天下之慧人才士,始知心灵无涯,搜之愈出,相与各呈其奇,而互穷其变,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”(袁中道《中郎先生全集序》),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。▲
虎丘去城可七八里,其山无高岩邃壑,独以近城,故箫鼓楼船,无日无之。凡月之夜,花之晨,雪之夕,游人往来,纷错如织,而中秋为尤胜。
每至是日,倾城阖户,连臂而至。衣冠士女,下迨蔀屋,莫不靓妆丽服,重茵累席,置酒交衢间。从千人石上至山门,栉比如鳞,檀板丘积,樽罍云泻,远而望之,如雁落平沙,霞铺江上,雷辊电霍,无得而状。
布席之初,唱者千百,声若聚蚊,不可辨识。分曹部署,竟以歌喉相斗,雅俗既陈,妍媸自别。未几而摇手顿足者,得数十人而已;已而明月浮空,石光如练,一切瓦釜,寂然停声,属而和者,才三四辈;一箫,一寸管,一人缓板而歌,竹肉相发,清声亮彻,听者魂销。比至夜深,月影横斜,荇藻凌乱,则箫板亦不复用;一夫登场,四座屏息,音若细发,响彻云际,每度一字,几尽一刻,飞鸟为之徘徊,壮士听而下泪矣。
剑泉深不可测,飞岩如削。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,峦壑竞秀,最可觞客。但过午则日光射人,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阁亦佳,晚树尤可观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,空旷无际,仅虞山一点在望,堂废已久,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,欲祠韦苏州、白乐天诸公于其中;而病寻作,余既乞归,恐进之之兴亦阑矣。山川兴废,信有时哉!
吏吴两载,登虎丘者六。最后与江进之、方子公同登,迟月生公石上。歌者闻令来,皆避匿去。余因谓进之曰:“甚矣,乌纱之横,皂隶之俗哉!他日去官,有不听曲此石上者,如月!”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。虎丘之月,不知尚识余言否耶?
余少时过里肆中,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,意气豪达,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,题曰“天池生”,疑为元人作。后适越,见人家单幅上有署“田水月”者,强心铁骨,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,字画之中,宛宛可见。意甚骇之,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
一夕坐陶太史楼,随意抽架上书,得《阙编》诗一帙,恶楮毛书,烟煤败黑,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,读未数首,不觉惊跃,急呼周望: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,今邪古邪?”周望曰:“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。”两人跃起,灯影下读复叫,叫复读,僮仆睡者皆惊起。盖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,噫,是何相识之晚也!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,略为次第,为《徐文长传》。
徐渭,字文长,为山阴诸生,声名藉甚。薛公蕙校越时,奇其才,有国士之目。然数奇,屡试辄蹶。中丞胡公宗宪闻之,客诸幕。文长每见,则葛衣乌巾,纵谈天下事,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,威镇东南,介胄之士,膝语蛇行,不敢举头,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,议者方之刘真长、杜少陵云。会得白鹿,属文长作表,表上,永陵喜。公以是益奇之,一切疏计,皆出其手。文长自负才略,好奇计,谈兵多中,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。然竟不偶。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,遂乃放浪曲糵,恣情山水,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,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、沙起云行、雨鸣树偃、幽谷大都、人物鱼鸟,一切可惊可愕之状,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,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,故其为诗,如嗔如笑,如水鸣峡,如种出土,如寡妇之夜哭,羁人之寒起。虽其体格时有卑者,然匠心独出,有王者气,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文有卓识,气沉而法严,不以摸拟损才,不以议论伤格,韩、曾之流亚也。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,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,文长皆叱而奴之,故其名不出于越,悲夫!喜作书,笔意奔放如其诗,苍劲中姿媚跃出,欧阳公所谓“妖韶女老,自有余态”者也。间以其余,旁溢为花鸟,皆超逸有致。
卒以疑杀其继室,下狱论死。张太史元汴力解,乃得出。晚年愤益深,佯狂益甚,显者至门,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,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,血流被面,头骨皆折,揉之有声。或以利锥锥其两耳,深入寸余,竟不得死。周望言:“晚岁诗文益奇,无刻本,集藏于家。”余同年有官越者,托以抄录,今未至。余所见者,《徐文长集》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,抱愤而卒。
石公曰:“先生数奇不已,遂为狂疾;狂疾不已,遂为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骚困苦,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,胡公间世豪杰,永陵英主,幕中礼数异等,是胡公知有先生矣;表上,人主悦,是人主知有先生矣,独身未贵耳。先生诗文崛起,一扫近代芜秽之习,百世而下,自有定论,胡为不遇哉?”
梅客生尝寄予书曰:“文长吾老友,病奇于人,人奇于诗。”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,斯无之而不奇也。悲夫!
幻士幻入水三昧,博取天河作手戏。跳珠回沬五尺馀,王成草木掀涛势。
古佛堂前柏树子,半裂空心半髡死。荒檐龙钟几病僧,日暮空垣拾菌耳。
堂头老像如冰冷,寒碑月写风枝影。石栏狮子向东啼,夜深唤却虚空醒。
平平数点岫,大水发妖倩。鳞鳞万室瓦,以山增奇艳。
檐际织波纹,盌里落霞片。风樯对岸出,人影隔江见。
是日云态繁,薄阴与晴战。漏光缬水花,净眼生微眴。
三山五湖舫,只此大江面。几人厉霜刀,割尽闲尘罥。
无发可留青,何绳堪系电。为问橘皮仙,江渚几回变。